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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驱动文创发展******

　　新媒体技术既是文化传播的新载体，也是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将在传承中华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文创产业的规模和结构得到优化，越来越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作为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新媒体技术极大激发了大众对文创的兴趣，推动文创产品越来越流行。

　　新媒体技术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动了地域文化、非遗和传统戏曲等相关产业发展。北京、山东、厦门和成都等多地相继推动数字化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VR等技术，让大众能够随时随地线上畅游园区的同时，还能通过参与虚拟空间互动，深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这不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机会，更扩大了文化消费，为更好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效统一创造了机会。

　　新媒体技术是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文创产业利用新媒体技术低门槛、互动性强的优势，加速自身迭代升级，实现社交媒体、动画、短视频等多元化传播。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合作推出的有声剧《国宝之灵》，在网络音频平台上的播放量突破千万次，让更多人了解馆藏瑰宝背后的故事。可以说，新媒体技术为文化创作提供了更便利的技术和平台支持，驱动了文创产业的个性化发展，也进一步为文化传播增添了趣味性和科技感。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硕的文化成果，是实现文创产业创意灵感落地的重要源泉。如何让新技术助力中国文创产业跨界发展？故宫文创的蓬勃发展给出了答案。目前，故宫拥有1万多种文创产品，有着中国体量最大的文创IP。从宫廷娃娃系列、顶戴花翎伞帽和折扇等各种产品，到风靡各大社交平台的故宫表情包，再到以守护国宝真实历史事迹为内容的主题漫画《故宫回声》……跨界已成为文创潮流的一种新形式，代表着人们一种新的文化共识与审美情趣的融合。而视频、漫画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使文创兼具传统文化古韵和现代化审美情趣，唤醒年轻人用新的传播方式主动传播、挖掘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新媒体技术为文创产业的更新和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地区、更广人群中的传播。新媒体技术既是文化传播的新载体，也是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在不远的未来，基于新媒体技术的文创产业，必将在传承中华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王煜茜）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